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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斯巴德:自由意志主义的道德十字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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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战左右之争

穆瑞·罗斯巴德是20世纪自由意志主义(libertarianism)派别的宗师,自由意志哲学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为取消政府管制,资本不受束缚,而自由资本主义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等同于赢家通吃、唯利是图、金钱万恶。

贾斯廷·雷蒙多的《罗斯巴德传》是部正名之作,驳斥流俗之见,向公众介绍这位经济学者的真身。外人都觉得罗斯巴德是富人的喉舌,雷蒙多偏偏说他才是真正的自由战士,一辈子都在跟强权斗争。

美国军方、美联储、游说说客,所有特殊利益集团,统统没逃过他的口诛笔伐,罗斯巴德苦口婆心地指出,市场失去充分竞争后,只有少数大银行、大企业拥有跟政府打交道的路子,通过官商勾结盈利。罗斯巴德特别点名道姓,责备过洛克菲勒家族。

限制官僚和特权阶级,为中小企业说话,是奥地利学派的老生常谈。到此为止,他跟哈耶克、米塞斯的区别不大,接下来,差距拉开了。主流奥派学者同意“政府乃必要之恶”,应当保留其守夜人职责,罗斯巴德主张“无政府资本主义”,彻底解散国家机器,所谓有限政府跟大政府只是五十步笑百步。

双方的论战酷似儒家的“王霸之辩”,根据朱熹的标准,“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”,唐宗宋祖的业绩不足为挂,君主勤政的动机不过出于一家一姓之私,丧失了尧舜三代公天下的高尚理念。功利主义的陈亮辩护说,汉武帝、唐太宗已经尽力了,没达到理想的仁政王道,是因为迁就现实。

主流奥派以开国初期的北美为理想政体,但是为顺应冷战的需求,认可官僚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的扩权。米塞斯支持紧急状态下的征兵,而罗斯巴德反对,米塞斯支持用意良好的税法,罗斯巴德认为一切税收本质为掠夺私产,进步主义者无意理会其中的分歧,笼统地把双方贴上“资本家帮闲文人”的标签,归档入一类。

要么由于无知,要么由于恶意歪曲,左翼知识分子把无政府资本主义形容为法外之地:失去政府的约束后,资本家肆意压迫劳工,无法无天。他们全然忘了自己如何描述19世纪资本主义的:民主不过是富人操弄选票的游戏,政府是资本家的打手。总之,横竖是资本主义的错,估计资本家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需不需要政府。

罗斯巴德对美国政府的批判一以贯之,抛开经济方面不谈,他在其他领域上比左派更像个左派。在黑白种族问题上,他谴责南方各州,甚至声援黑人独立建国,还指责马丁路德金的路线妥协软弱;在文化领域上,他不承认基督教(尤其是新教)价值观为美国的立国基石,提倡政教分离;在外交政策上,他请求恢复孤立主义,不要庇护右翼威权主义者。具体到中美关系上,罗斯巴德呼吁美军尽快退出朝鲜战争,太平洋第七舰队尽快撤离台湾海峡,放弃扶植蒋介石政府。

常规情况下,泛右阵营歌颂家国情怀,捍卫西方基督教文明,左翼知识分子世俗开明,督促铁幕双方和解,萨特、萨义德、乔姆斯基等人自诩为社会的牛氓,提醒民众不要让爱国主义冲昏头脑。罗斯巴德攻击美国霸权的力度不弱于其他派系,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扮演反战鸽派,角色的错位一时让人无所适从,再加上罗斯巴德本人的犹太身份殊为敏感,左翼知识分子不敢开口。于是冷处理成了最安全的方式,他们干脆装聋作哑,仿佛当这个人不存在。

中国进步主义者在攻击市场经济的场合中,经常以哈耶克为靶子,却很少针对罗斯巴德。自由意志运动的其他思想家受到相同冷遇,亨利·黑兹利特著有《一课经济学》,自出版即是当年的畅销书,至今已译成有8种语言,全球销量百万,但黑兹利特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成比例的低下。

如果实在回避不了经济议题,进步主义者就告诉大众,无论罗斯巴德,还是哈耶克,都属于一丘之貉,他们铁石心肠,对穷人没有同情心。奥地利学派的中国追随者则反唇相讥,嘲讽政右经左的自由派个个想当帝王师。自由派无可奈何,没法用同样的罪名指控对方,双方目前的对立局面重演了他们祖师爷过去的左右之争。

某种程度上,二战后欧美的产业繁荣期,其实是泛右阵营极度绝望的低谷期,因为纯粹的市场资本结构遭到大幅调整,面目全非。凯恩斯主义者看病问诊,以技术人员的中立专业面目为两党政要开医嘱:自由放任经济含有强烈副作用,必须往里面添加财政赤字和干预主义的成分。服下药方后,表面上贫富分化、金融不稳定等毛病治愈了,经济周期性萧条似乎不会再来。

美国的经济管制程度比欧洲和日本都要松,而艾森豪威尔又是20世纪下半叶最亲商的总统。他延揽一大批工商界从业者进入内阁,人数为历届之最,直到特朗普执政,组建高盛总裁在内的“富豪内阁”,纪录才被打破。

就是这样一个总统,在奥地利学派的尺度标准下,仍然不够资本主义。罗斯福新政塑造了大工会加大政府的体系,联邦以劫富济贫的名义加税,把财政负担转嫁到中产阶级身上。艾森豪威尔无心推翻既有格局,并且增加教育、医疗公共开支,他的八年任期不过是前任民主党内阁的萧规曹随。对于黑人群体,这位共和党总统比威尔逊、罗斯福两位进步主义者更加友好,民权运动得以壮大。

建设福利国家,扩大联邦政府职能,成为两党共识。在1956年总统竞选,罗斯巴德抛弃徒有共和党虚名的艾森豪威尔,宁愿投票给民主党人艾德莱·史蒂文斯,至少后者同样是外交上的鸽派。

1950/60年代处于进步派势力叱咤风云的巅峰期,他们自信满满,趾高气扬。而哈耶克哀叹,除我之外,再无自由放任主义者(哈耶克晚年回顾一生时,总结道:“我年轻的时候,老头子们还相信自由市场制度。等我人到中年,除了我自己,就没人相信它了。现在,我很高兴自己活得足够久,看到青年人再次相信它。”)。

罗斯巴德

分分合合:经济学家与文青

正当泛右阵营四面楚歌之际,突然安·兰德的盟军赶赴解围。她蔑视“劳动者最光荣”“奉献者最伟大”那套工农体系话语,郑重地宣称,爱钱没什么不正当。小说《源泉》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里,名言金句四溢“道德的目的是教你享受和生活,而不是教你受苦和送死”“如果有人告诉你金钱是邪恶的,赶快逃命去吧,因为那是强盗降临前的警报声”。

安·兰德带来一套新的伦理观,冲击了美国年轻人的心灵,个人至上主义者扭转了近百年来左派的话语权,理直气壮地为致富发财辩护。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说财产就是盗窃,罗斯巴德说纳税才是盗窃,税收体系就是“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”。可怜的个体纳税人在填报税单的过程中,要吭哧吭哧计算数字,自己欠了国库多少钱,这也属于政府强迫的义务劳动。罗斯巴德从经济专业角度阐述过安·兰德秉持的理论,只是小说的传播广度远远高于《美国经济评论》《左与右》等学术刊物。

二战后左翼运动声势浩大,伍德斯托克音乐节、石墙暴动、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,吸引了公众的眼球。很少有人注意到,一场自由至上运动潜流涌动,到了今天,暗流喷涌而出,化作波涛大河。特朗普团队中的劳工部长、中情局局长、国务卿,都受过安·兰德思想的洗礼。

1954年罗斯巴德结识安·兰德,并定期访问对方住所,1958年7月,两派人马割席断交。安·兰德的决裂来得那么突然,正如当初她的降临来得那么突然。

双方均是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,然而除此之外,别无共同语言。安·兰德推崇精英主义,罗斯巴德信任民众的力量;安·兰德对苏联强硬,罗斯巴德是鸽派;安·兰德漠视基督教,罗斯巴德指出,如果你坚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,那么迟早会追溯到某种先验的东西,神圣性可能来自洛克式自然法,也可能是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。

罗斯巴德本人不信教,出身于世俗化的犹太家庭。但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考量,只要不染指政治,宗教能起到维护道德的作用,利大于弊。到了成家立业的阶段,他娶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为妻。

当安·兰德知道罗斯巴德的择偶情况后,大为鄙夷,还试图拆散两人的婚姻,给罗斯巴德安排一个“格调”更高的妻子。在精英主义者看来,世俗道德尽是假仁假义,提倡好善乐施的基督教教义与家庭温馨的共和党价值观,只能欺骗庸人,尼采式超人不应当受到伦理束缚。安·兰德是这么论述的,后来也是这么实践的,她跟门下弟子产生婚外恋,上演了一幕幕狗血的剧情。幸福恩爱的罗斯巴德夫妇隔岸观火, 旁观了这场肥皂剧。

个人至上主义的两大旗手决裂的直接原因是理念差异,深层因素归根于职业阶级和人生经历,罗斯巴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,历任教师、智库研究员。他早慧,天资聪颖,普通的中学教育容不下少年天才,转学进入一流的私立学校。上大学后,成绩优异,功课全A。顺便提一句,罗斯巴德对公立学校体系的抨击可能跟自身经历有关。

安·兰德的天赋也不差,考取圣彼得堡大学,本可能走上类似的职业道路,苏联反犹主义打断了她的前途。安·兰德流亡移民到美国,在好莱坞当编剧出道,凭借畅销小说名扬天下,地位犹如张爱玲式文青教母。

在泛右阵营交流过程中,安·兰德暴露出自己的知识短板,不懂边际效用原理,引来诸位奥派学者的轻蔑。罗斯巴德两卷本权威巨著《经济学思想史》,证明了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。在左派当道的学术界,罗斯巴德满腹才学,找不到用武之地,只好屈居于一所工科院校,当个小教员,一当就是35年。安·兰德在这种生活工作环境里,十分钟都待不下去,她习惯了书迷粉丝的奉承,离不开鲜花和掌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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